讲座一开始，王尧院长先向到场的听众简单地介绍了高利克老师，接着高老师就开始了演讲。他说捷克人民跟中国人之间的接触不多，是怕产生思想冲突，但是他本人和中国人的接触还是很频繁的。高老师提到，毛泽东是他老师的朋友，所以他有幸能够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也曾读过他的文章。当讲到跨文学共同体这个名词时，高老师说这个词是苏联的发明，但是苏联的理论是不完全正确的。在远东文学共同体中，中国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
然后，高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即将在澳门发表的论文，由于他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他请了在场的一位老师帮他将论文读给大家听。
论文第一部分的主题是《1949年后的汉语新文学》。他认为中华民国在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产生的几乎全是文学垃圾，但1953年的《现代诗》�1956年的《文学杂志》以及1960年的《现代文学》奉献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印象中，白先勇的《台北人》和李昂的《杀夫》给西方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论文中，他还先后讲到了香港文学�澳门文学�马华文学�印尼文学�泰国文学以及其他东南亚汉语新文学的现状及特征。
论文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作为跨文化共同体汉语新文学的特征》。他认为汉语新文学是特殊的跨文学共同体，因为这种文学共同体曾经是并且现在仍然延续了紧密合作的典型模式。他还说，当某单一文学的文学性接触另一或更多文学的文学性时，跨文学性就超越了文学性。当汉语新文学中某单一文学的不同要素在创造性的竞争中与另一文学相遇时，我们可以发现汉语新文学的跨文学性。譬如，金庸的小说走出香港，在中国大陆出版，并得到了创造性的接受。
在论文的结尾，高老师说，他希望，包括中国本土和境外以及四大洲飞地在内的中华民族（或种族）看到，有足够多的大学或学术机构的学者在汉语新文学的跨文学共同体疆域内来更准确地界定各单一文学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
在听众提问环节中，有人问，日本人的汉语水平普遍较低，但是他们仍有很多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政治问题还是语言问题呢？高老师回答说，中国的作家不是翻译家，但是西方的作家很多还是翻译家，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中国经典的著作并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当有人问到中国作品在东欧是不是从1949年之后才多起来时，高老师说他曾经翻译了老舍的《骆驼祥子》，这本书后来在斯洛伐克很畅销，人们说祥子的状况和他们在二战前的状况差不多是一样的。
此次讲座让在场听众受益匪浅。最后，在大家的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
